曹文轩以他的《草房子》和《红瓦》闻名于文坛，由于这两部作品都是描述少年时代的时光，是以儿童文学作为载体，因此，很多人时常是在“六一”的前夕想起曹文轩。其实，这对于身为北大教授的曹文轩来说，也许是个误会。他的文坛身份不仅是双栖的，而且是多重的。他是教授、学者、作家和批评家，以教授学者的根基学养来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对于时下文坛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不啻为一剂良药。而且，听儿童文学界的友人谈起曹文轩，说他极有个性，不甘平庸，常常处在一种激动的状态，总是不能安于现状。有一次被请到某会上演讲，也是执着己见，得罪一大片，而自己却并不以为意。这种性格，无疑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气质。所以，记者虽然也以“儿童节”作为采访他的一个契机，却期盼着能够有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对话。果然，曹文轩也是此意，一再说，他宁肯被安排在其他的日子。
对于你的专访，恐怕还是得安排在“六一”前夕，因为，虽然我知道你不过是将儿童题材作为表达你情感世界和审美情趣的一个载体，但《草房子》和《红瓦》毕竟是写孩子生活的。1998年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这一年，你出版了《草房子》和《红瓦》两部长篇，好评如潮，你对此有何感觉？
我愿意以平常心面对。《草房子》已第5次印刷，《红瓦》也在短短的时间内再版。它们证明了纯文学在已疯狂渴望商业化的中国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它们引起反响，我事先似乎是有预感的。我暗暗知道它们的“出笼”会引起什么。那时的心情有点像一个猎人走进一片分明有猎物的旷野时放出去两条猎狗。它们不会是两颗棉球扔到水面而了无动静。它们是不是好东西，这另当别论，但我心里明白，它们是中国文学当下格局中所空缺的东西。我没有理由容忍这种空缺的继续存在。并且我的创作似乎从一开始就正好是制作中国文学所需要的那样一种东西、那样一种文字的。我感谢读者对它们的亲近，感谢批评界对它们的精心解读以及给予它们的理解。他们给予我的，要比那两部作品给予他们的多得多。
总之，文坛上已经习惯于将你定位于儿童文学作家，你的作品也确实是写给孩子们的，儿童们也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所以，请你先谈谈你的这种选择。
我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它当成文学的本体来看，而不是将它当成文学的门类来看。那是一种以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形成一个独特视角的文体。在表达时，有一种温馨、纯净的感觉，还有一种时光逝去的淡淡忧伤。孩子的目光是清纯的，因此，每当我来到这一视角而凝视天下时，我会有一种受到洗礼的感觉。从我的个性来看，我的骨子里还留存了许多孩子气的东西。因此，我喜欢写一些看上去带有一点淘气的文字。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我的全部文字之中也会有这一路文字的崇高地位。这些文字既可供孩子也可供大人阅读。我还要写一些真正的童书———写童书养精神。
这就是所谓的作家的童心，或说是诗人的赤子之心。失去了童心的作家和诗人，很难写出感人的作品。那么，你的《草房子》与《红瓦》是否具有自传性质？
不是自传，而只有自传性。它们不是我的经历，但却是我的经验。
你将“经历”与“经验”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很有意思。你能否对这两这个概念稍加解释？
经验来自于经历，但经验却大于经历。一个人17岁那年的秋天父亲去世，这是一个经历。而这一丧父的经历所产生的丧父的经验是：父亲消失后的空白感、无根感、悲哀感、渺茫感……。丧父的经历只能写一次，面对丧父的经验却能无数次地进行重复。可以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写，还可以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写———直至写人类的无父感。
你的作品已引发出一个话题，或说是命题，树立了一面旗帜：回归古典。我对这一命题很感兴趣，在文坛经历了种种花样繁多的现代派、后现代的尝试之后，回归古典，回归人类的儿童时代似乎是能够让更多人接受的方向。请陈述一下你对这一命题的认识。
当下中国小说，基本上由两大板块组成，一是倾向于写实的，一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倾向于实验的。它们为当代文学创造了很可观的成就。但这一格局有它的缺陷，这就是中间缺乏古典的、浪漫的这一块。不是没有，但比较稀薄。有人看了《红瓦》的后记，说它具有挑战性与宣言性。我倒没有这个意图，它只是我内心看法的自然流露，如此而已。没有反拨什么的意思。但我的看法倒是非常明确、毫不犹豫的：文学的现代形态与文学的古典形态，不是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关系。它们仅仅是两种形态———并列的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也无所谓深刻与浅薄。艺术才是一切。更具悖论色彩的是，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的“现代”的时候，它会反而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人心总是倾向于古典的。古典形态的文学大致上有这样一些特征：悲悯情怀（古典形态的文学一直在做“感动”的文章）；注重审美；讲究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我看到过一篇讨论《红瓦》的文章，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的题目：古典的权利。
我很同意，古典文化所创造的美感，山林之美，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情感之美，恰恰是现代文化所缺乏的情愫。在当下的一些人看来，“美”居然成了一个矫情的字眼，但你对“美”这个单词似乎情有独钟，你的《红瓦》与《草房子》有别于当下的小说，也正在于你将“美”这个单词作为底色铺就于你的文字背后。请就这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确实如此。当下许多小说家毫不客气地将美抛弃了。他们一味地追求文学的认识价值，而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我们已不可能再看到蒲宁式的、川端康成式的、沈从文方式的文字。纤细之美、哀怨之美、弹性之美、柔弱之美、威武之美、淳朴之美、风雅之美……从前的小说家，是用审美的眼光来注视一切的。中国古典美学有相当多的美妙的东西，是东方美学的高峰。与这一高峰相联系的一个核心单词是：风雅。但这个高峰已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美学高峰，在现代主义小说的视野中都消失了。现代主义聚精会神的是“真”。而在现代主义者看来，“真”若要得以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于是文学作品中就大量出现了苍蝇、粪便、肥蛆、腐鼠、浓痰、大蒜气味这种意象。中国当下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厕所”居然是一个常见的意象，仿佛不将足够多的文字用到厕所上就不足以显示深刻性。别忘了一个事实：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战争与和平》中就有一个经典的场面：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心中充满了绝望，但当他看到了那片开阔的俄罗斯天空与苍郁的森林时，他又重新获得了生存的欲望。别忘了另一个事实：一切深刻的思想都会变为常识，而只有美会超越时空，青春常在。
不知能否披露一下你目前的创作情况？
当然可以。大约是在去年年底，我给“布老虎”完成了一部长篇，名字有点怪，叫《根鸟》。他们很在意那本书。安波舜先生说，他们要花“大力气”做那本书。他们印了许多招贴画。那上面我的形象，似乎很傲慢。但倒很符合那本书的格调。这是一本成长小说，或者说“路上小说”。中国目前还未有这个概念。完成这本书之后，我就决定在1999年整整一年时间里不能写一个字的文学作品，因为我手头上的两项国家科研项目都已到了结项的时间。1999年，我必须死心塌地写这两部专著。现已完成一部，叫《小说的艺术》。另一部叫《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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